中大商學院 | 母職如何提升工作投入度與主動性

數十年來，社會對在職母親普遍存在一種根深柢固的成見，認為生育子女可能削弱女性對工作的投入。這種看法衍生出所謂「母職懲罰」現象，意指女性成為母親後所面臨經研究證實的不利狀況，以及在招聘過程中因其孕育子女的責任而遭受的歧視。

為人父母對母親和父親均有影響。然而，大量經濟學研究表明，育兒顯著加劇了性別工資差距，而女性所面臨的不利處境更為突出。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商學院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廖輝堯指出：「管理層往往認為女性成為母親後會面臨更多工作與生活的衝突，因而對工作的投入度降低。即使數據顯示事實並非如此，這種觀念會令管理層較不傾向為在職母親提供晉升和加薪的機會。」

然而，廖教授及其合著者對這種假設提出挑戰。他們觀察到，在職父母（尤其是母親）有時反而表現出更強的工作投入度。他們認為，這種現象源於一種力求表現卓越的責任感——父母將自身的專業投入，視為對家庭產生積極象徵影響的方式。

廖教授補充道：「儒家思想極度重視雙親在子女性格培養與教育方面的責任，而不只是滿足物質需求。這種深植於心的親職義務，自然會延伸至職場，並重塑在職父母如何理解工作的本質意義。」

廖教授將此概念稱為「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象徵意義」——員工將工作視為向子女樹立積極榜樣的途徑。其研究《揭示母職優勢：為人父母如何影響對工作意義及工作成果的觀感》打破社會一般對在職父母的普遍刻板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母親更傾向將工作視作向子女灌輸道德價值觀的途徑，這種觀念進而推動她們在工作中加倍努力。此發現有助打破長期加深「母職懲罰」的職場母親污名。

廖教授以美國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奥巴马（Michelle Obama）為例，闡釋何謂體現「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象徵意義」的在職母親。她曾任職頂尖律師事務所律師，期間不僅結識更指導了未來的美國總統，其後在進入白宮前亦於芝加哥大學擔任高級領導職務。

他指出：「米歇爾將事業視作向女兒傳授責任感的途徑，這種觀點其實相當普遍，但相關研究仍然不足。」

廖教授與南佛羅里達大學的Tammy Allen、山東大學的劉兆鵬、普羅維登斯學院的Thomas Ptashnik，以及南阿拉巴馬大學的Wu I-Heng合作，透過一系列探討員工如何看待工作與家庭關係的研究，收集867名中國和美國員工及其上司的回應。

分析發現，養育子女會重塑父母的身份認知與價值優先次序。工作不再僅是個人追求，而是透過以身作則來照顧和培育家庭的一部分。成為父母更與對家庭產生更強的道德承諾密切相關。

這些正面影響在母親群體中尤其顯著。研究人員將此稱為「母職優勢」——當工作中蘊含的象徵意義提升時，會驅動母親更努力工作，並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廖教授指：「工作努力向來被視為良好職業倫理的基石，而組織公民行為（如樂於助人、忠誠盡責、主動承擔更多工作等）則被看作親社會行為。對工作懷有高度家庭中心象徵意義的人，往往更願意透過這兩類行為，向子女示範他們希望培養的品格特質。」

雖然研究未發現為人父母能自動提升工作表現，但揭示了能夠解釋親職身份如何影響「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象徵意義」的心理機制。

廖教授強調，雖然為人父母會重塑兩性對工作意義的認知，但這種效應在女性身上尤其顯著，原因有二：首先，懷孕的生理體驗是具轉化性的人生階段，往往促使女性形成更強烈的互助依存自我概念，使其更傾向將家庭身份廣泛融入自我認同（包括職業身份）之中。

此外，儘管社會規範不斷演變，但在許多社會中，女性仍被默認為應承擔更多照顧者責任，這使其身份認同經歷更深刻的轉變。因此，母親往往會為工作賦予更深層的個人意義，以履行母職。

廖教授指出：「對父親而言，社會仍較接受他們將工作與家庭分割，並將事業視為個人追求，而非向子女傳授道德價值觀的媒介。」

然而，關鍵並非單純在於是否生育子女，更在於為人父母如何重新詮釋職業精神。這種心理過程並非局限於單一社會，而是反映出跨文化的普遍現象。

「母職優勢」並非否定女性在職場面臨的結構性障礙，而是強調隨親職身份萌生的個人動力。生育不但不會削弱專業驅動力，反而可能強化「工作不只是為了收入」的觀念。

廖教授指出：「正因為在職父母（尤其是母親）致力塑造子女的品格，便會更積極投入工作，並更傾向於展現符合道德與組織公民身份的行為。」

因此，企業若能支持在職父母而非將其邊緣化，便可從父母更強的使命感中獲益。他補充道：「期望這些研究能促使管理層在招聘與晉升決策中重新審視固有假設，停止基於缺乏根據的偏見而不公平地對待在職母親。」

他指出：「企業應摒棄優秀僱員必須能超時工作且無家庭負擔的過時觀念，轉而認同在職父母（尤其是母親）因受家庭激勵而作爲榜樣所產生的高度投入與生產力。」

母職如何提升工作投入度與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