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如何推動企業實踐環保承諾
非政府組織的倡議行動,不僅揭露企業的「漂綠」行為,更會衝擊其財務與聲譽,迫使企業作出反省
全球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合規性的推動促使企業落實負責任的商業實踐,但這種需求與商業利益之間,常存在現實衝突。部分企業透過虛假宣傳走捷徑,這些行為在外人眼中往往難以識破。對於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NGO) 而言,識別欺詐行為正是他們的核心工作。
以德國的非牟利組織Deutsche Umwelthilfe為例,該機構已制止超過100間企業作出虛假及誤導性的可持續聲明。在美國,總部位於加州的Earth Island Institute曾針對全球主要食品飲料公司及其他大型品牌,就產品可回收性發表無根據聲明提出訴訟。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商學院會計學院助理教授Janja Brendel指出:「社會與環保倡議者只需掌握證據,便可能成功挑戰企業巨頭。特別是非政府組織,他們有可能迫使企業在環境及社會行為上作出具體改變。」
「非政府組織在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方面扮演關鍵角色,但其影響力尚未獲得充分探討。與此同時,企業具誤導性的環保與社會聲明日益增多,凸顯有必要評估非政府組織作為獨立監察者的成效。」

在一篇題為《非政府組織倡導活動的價值》的論文中,Brendel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陳偲、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Thomas Keusch以及蘇黎世大學的Zacharias Sautner合作,深入探討當非政府機構指控企業作出誤導性環保和社會聲明時產生的實際影響,以及這些指控有否帶來實質改變。
Brendel教授補充說:「鑑於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日益增加,我們希望了解非政府組織針對誤導性環境及社會聲明的活動,是否影響企業行為和投資者觀感。」
監管機構發聲,市場迅速反應
Brendel教授及其團隊彙整了2011年至2022年間,由329個非政府組織在24個國家提出的1,212項指控,涉及287家上市公司。這些目標公司通常是面向消費者的大型企業,例如食品巨頭和服裝品牌,其公眾形象往往與市場營銷緊密相連。
總體而言,媒體曝光度越高的大型企業通常面臨更多監督。數據顯示,由於與客戶有直接互動,消費服務和商品類公司面臨的指控更多。石油和天然氣公司亦被重點針對,尤其是涉及氣候相關的聲明。大多數虛假聲明並未出現在向監管機構提交的官方報告中,而是隱藏在營銷材料中,將產品宣傳得比實際更環保。
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很少孤立存在,其影響能迅速在公共輿論中發酵。一旦新聞機構跟進報道,相關訊息便會在主流渠道中像雪球般越滾越大,將非政府組織的推文或新聞稿轉變為企業無法忽視的信譽風暴。研究發現,在非政府組織提出指控後不久,針對被指控公司的負面ESG相關媒體報道增加了14.6%。

股東往往反應迅速。被指控公司的股價在三日內平均下跌0.34%,這對大型企業而言屬顯著跌幅。企業若被指控作出虛假環保聲明,其利潤更會較未被指控的同業下跌11.4%,反映消費者受非政府組織報告影響而減低消費意欲。
若提出指控的非政府組織公信力強,且議題被視為具財務重要性,更可能影響公司利潤、股價或整體價值,對企業的衝擊將更為嚴重。例如,嚴重污染可能招致巨額罰款,侵犯人權的行為則可能引發災難性訴訟或失去客戶信任。
對於非政府組織指控的影響的研究最關鍵的發現是,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確實能改變企業行為。數據顯示,相比未受「漂綠」指控的同業,遭指控的企業在隨後數年間,其直接排放量平均下跌約5%至7%。
Brendel教授補充指出:「故此,非政府組織可優化行動策略,既聚焦於揭露對企業具財務實質影響的議題,同時策略性地爭取關注氣候變化的機構投資者支持,以其行動作為催化劑,在股權結構層面加強企業問責。」
對消費者、企業與投資者的啟示
該研究強調非政府組織作為事實核查者的重要作用:由於誤導性聲明主要出現在營銷宣傳材料而非正式報告中,非政府組織能幫助公眾看穿流行術語背後的實況。其報告還可作為評估企業可靠性的重要依據,因為有證據支持的指控不僅會影響股價,更能揭示深層次的治理問題。

Brendel教授表示:「非政府組織能通過嚴格審查更廣泛的企業傳訊內容,尤其是那些正式申報規定以外、面向消費者的廣告及標籤,以補足監管機構的功能。其獨立專業知識與基於證據的指控提供了關鍵的監察作用,有助確保持份者獲得客觀資訊。」
此外,Brendel教授預期未來將形成更緊密聯動的監管體系,其中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將直接催化投資者參與和監管審查,形成一個向企業施壓的反饋循環。她指出:「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等監管機構已表明,非政府組織作為不可或缺的監督者,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監管機構效仿此舉,利用公民社會收集證據。」
對於企業而言,這些研究結果可視為明確警示。過度吹噓可持續性不僅可能損害企業聲譽,更會引發實際財務損失。值得關注的是,部分企業通過轉移高碳排放活動來鑽制度漏洞。儘管有些被指控的企業最終有減少排放量,但研究發現其供應鏈的碳排放反而增加,反映企業可能將污染性工業流程轉移至海外。
這些結果凸顯出一個更深刻的啟示:非政府組織的倡導行動雖能促使企業減排,但要取得持續進展,關鍵在於公民社會與監管機構共同構建的問責生態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