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商學院 | 如何遏止數碼侵權行為？

串流平台大行其道，但與此同時，數碼盜版 — 即未經授權非法下載或在線上播放電影、音樂及其他版權內容 — 始終是整個創意產業的一大難題。監察全球盜版活動的數據公司MUSO指出，盜版網站的瀏覽量從2020年的1,300億次激增至2024年的2,160億次。

盜版網站提供免費非法內容供觀看及下載，並透過贊助廣告把流量轉化為收入。這類商業盜版行為在大多數司法管轄區均屬刑事罪行，可處以罰款或監禁，或兩者兼施。惟對執法機關而言，查封盜版網站是一場持久艱苦的戰役。

當局為保護版權作品，不斷關閉大量盜版網站，但不法之徒可把伺服器架設於不同地方，並經常更改域名以逃避偵查。因此監管機構亦試圖通過針對用家的懲罰措施，從需求方面遏制侵權行為。

其中一個主要例子是美國《智識產權資源和機構優先法案》（PRO-IP Act），對侵權行為判處1,000至20萬美元的民事罰款；以及法國的《視聽及數碼通訊規管機構法》（ARCOM Law），對下載、複製及線上播放非法內容處以1,500歐元（約合1,750美元）罰款。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商學院市場學系教授柯特表示：「這些針對需求方的規管措施是數碼內容獨有現象，因為與實物交易相比，數碼消費更容易被追蹤，執法機關亦較易找出下載或線上播放盜版內容的用戶。」

然而，盜版公司一直透過加密技術、隨機生成IP地址、VPN 等多種手段，協助用戶隱藏自己的數碼痕跡。大多數用戶對這些方法亦不陌生，因為盜版公司會在網站上明確標示出反追蹤的措施，營造出避開法網的安全感。

這種供求雙方的配合，或可解釋為何儘管罰則嚴厲，仍有用戶大量湧入盜版網站 — 如以下Google Trends圖所示。這亦令人不禁要問：對數碼盜版消費的罰則究竟是否有效？

柯教授在最新的研究《監管數碼盜版消費》中，聯同其博士生陳杰騰，以及廈門大學副教授高月濤提出，罰則可能會導致侵權行為不減反增。在某些情況下，更嚴苛的罰則會導致更多的盜版行為。

「要理解反盜版政策，需要一個模擬『貓捉老鼠』遊戲的模型，當中罰則的出現會改變盜版公司的技術升級策略及消費者行為，」柯教授說。「在此模型中，消費者了解懲罰機制，但盜版平台亦會投資反追蹤工具以作回應，令執法效率下降。」

研究人員所設計的模型中有四個角色：提供高質素內容並設定價格的版權持有人、提供免費但質素較差侵權內容的盜版公司、對存取盜版內容之消費者施加懲處的監管機構，以及按產品質素、價格及預期刑罰來決定喜好的消費者。

柯教授補充道：「當消費者無法從其他途徑取得版權內容，對盜版的需求就會隨之出現。中等收入的消費者希望獲得多元化的內容，惟礙於預算所限，因而願意鋌而走險作出侵權行為，而盜版公司的反追蹤技術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的行為。」

是次研究作出多重分析，提出監管機關應審慎平衡刑罰水平與反追蹤技術的成本和普及程度。柯教授指出：「當盜版公司投入反追蹤技術的成本相對低廉且容易實現時，監管機構應避免實施過於嚴苛的罰則，否則或會刺激不法之徒加大相關投資。」

研究模型顯示，在反追蹤技術價格便宜的情況下，懲罰力度的增加最初確實能壓抑侵權行為，但當刑罰過重時，便會逼使盜版公司投資能協助用戶逃避偵測的反追蹤技術，最終導致盜版消費量反彈。有鑑於此，監管機構應制定適度的罰則，恰好足以遏制盜版。容許少量盜版行為存在，反而可帶來更好的整體結果。

「另一方面，若反追蹤技術投資成本高昂，提高罰則更能立竿見影，甚至可同時阻嚇供求雙方，」柯教授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墮入法網的風險更高，而嚴厲的刑罰可顯著減少侵權行為。

對於內容平台以及創意行業而言，適得其反的監管措施或會打擊投資意欲，因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可能影響內容製作決策。因此，政策制定者不僅要審慎制定懲罰的嚴厲程度，還須仔細設計針對盜版公司的策略。

「更有效的方法是平衡供求兩方的活動，」柯教授道，「從需求方面著手，讓合法選項更具吸引力、更實惠、更方便、更易於獲取，而非依賴懲罰用戶，就能減少盜版。在供應方面，應針對盜版公司及助長大規模盜版活動的基礎設施進行執法。」

科技是協助盜版公司和消費者散播及取得侵權內容的關鍵。在反追蹤工具日益成熟的數碼世代，有效的監管須要張弛有度、具創意以及對整個盜版生態了解透徹，而非單靠加重刑罰。

「此外，數碼追蹤受資料私隱條例規管，科技公司也會提供拒絕這些追蹤功能的選項，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設計有效執法機制時，亦須考慮這些因素，」柯教授提醒。

他最後指出，部分平台或許已經意識到數碼盜版市場中貓捉老鼠遊戲的複雜性，開始採用結合免費內容和廣告的免費增值模式。這一新策略可成為後續研究的另一方向，探討這種經營模式如何影響消費者作出侵權行為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