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力量如何塑造中國企業的成本行為

自從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已創造了一個經濟傳奇。在2014年，中國經濟總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越了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過去十年來，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努力通過國企私有化來建立市場經濟。然而，儘管經過了這次由政府主導的改革開放，中國政府仍然掌握著經濟發展方面的絕大權力，特別是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對國企的融資、投資、營運和信息披露擁有重大決策權。中國市場是同時被政治力量（「有形之手」）和市場力量（「無形之手」）操作的轉型經濟體，然而各界未能清晰了解這「有形之手」如何影響企業的營運行為。

有見及此，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商學院會計學院院長顧朝陽教授與該學院副教授兼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東輝教授聯同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唐松教授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首次通過探究稱為「成本僵固性」的特定成本行為，剖析政治力量如何干預國企的營運活動。

成本僵固性

對於追求利潤的企業來說，在正常營運狀況下，銷售收入和營運成本應該是並行的，即是說，營運成本的改變應該與銷售變化成正比。這是任何管理會計教科書中最基本的規則。然而，有研究發現，銷售額下降時，營業成本的下降幅度遠遠小於銷售額以相同幅度上升時的成本上升趨勢。似乎企業營運成本是「易加難減」。研究人員把這種不對稱現象稱為「成本僵固性」，而有多個不同理由可以解釋企業營運成本的「僵固性」。

在《從中國證據剖析有形之手如何塑造成本行為？》（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Cos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研究論文中，研究人員利用了這種不對稱的成本行為來說明政治誘因如何左右國企的人力資源決策。

政治誘因在中國舉足輕重

許多研究人員已經探討過政治誘因如何影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大家普遍認為，即使在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體中，政客的影響力也是不容忽視的。而且，中國政府在其轉型經濟體中掌握大權，所以各界更應該關注這個極具決定性的影響力。

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中國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在推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身兼雙重角色，一方面是國企的擁有者，同時是社會事務的管理者。這種雙重角色提供了一條捷徑，讓中國政府通過干預企業的營運決策來實現其政治和社會目標。

那麼，究竟是甚麼政治誘因促使中國官員不惜一切干預國企運作呢？

幹部能力考核機制

在研究中，作者仔細探討中國共產黨內的幹部考核制度。為了激勵政府幹部和地方領導人落實中央的政策，中共實施了一個提拔官員的政治考核制度，包括根據以下三個層次的績效目標來評核官員表現：

1. 「否定目標」：社會穩定和出生率
2. 「硬」目標：經濟增長、投資和財政收入
3. 「軟」目標：教育、衛生、文化活動和養老保險

研究人員發現，成功達成「硬」目標（例如GDP增長）的地方領導人較可能扶搖直上；相反，只達成「軟」目標對整體表現的影響不大；而「否定目標」對官員的仕途亦有很大影響，萬一不能達成這些目標，不僅會大大影響升遷，甚至會面臨降級、行政處分和革職。維穩是「否定目標」之一，因此成為了地方官員極之關注的重點。

吳東輝教授指出：「大家也可以想像到失業率對政府的重要性，特別是地方官員。北京政府近年十分重視維穩，裁員及其可能造成的社會動盪是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之一，會嚴重打擊官員晉升前景。」

因此，從政者擁有強烈的動機來扭曲企業的人力資源政策以換取仕途上的保障；換句話說，他們會利用自己的人脈和影響力來要求國企保持更多職位和員工人數。

政治誘因影響企業成本行為

這次研究結果反映了國企在營運成本方面的僵固性較非國企為高，尤其在人力成本方面。一般來說，當市道暢旺時，國企較非國企願意增加僱員人數；更重要的是，當銷售放緩時，國企對裁員的意慾亦較非國企為低。

吳教授解釋：「當銷售額上升時，企業自然會擴充人手來滿足生產需求，令人力成本上升；然而，當銷售放緩時，與純經濟環境的公司相比，政治敏感的企業較不願意裁員，結果造成了人力成本下降比例不對稱。國企與非國企在人力成本行為不對稱方面的差異程度，可以反映政府對企業人力資源決策的干預程度。」

研究人員估計，國企人力支出的非對稱性較非國企高約29.3%。因此，為了維穩及避免失業率，國家會改變企業的人力資源決策，令國企的成本僵固性提高。

然而，吳教授指出：「政府的意願最終是由個體來執行的。我們也發現到，在很多國企之中，若領導人是由政府指派的，那麼人力成本的僵固性便會更高。」

因為中國政府經常任命上市國企的董事會主席／行政總裁，因此這個發現構成了中國市場的另一個獨特背景。與通過個人捐獻或一般社會關係建立的政治關係不同，政府和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的直接任命關係，有助於實現政府的目標。

制度在中國的作用

各地區內採用各式各樣的不同制度，因此，政治誘因對人力成本僵固性程度的影響在中國並不一致。 研究發現，在制度發展較落後的地區，國企與人力成本僵固性之間的正比關係較大。換句話說，在制度意識較薄弱的地區，政府干預企業的情況更為普遍，而政府這個股東對企業營運的影響力也更大。

吳教授表示：「這個橫斷面變化，令我們對政治誘因和成本僵固性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的發現更有信心。」

他指出：「它有助於排除一些其他猜想，例如有政府背景的最高層管理人員在商業知識和管理技巧方面或許較差；或者有或沒有政治關係的管理者，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對員工的態度可能有所不同。所有這些可能性也可以解釋國企與非國企之間人力成本僵固性的差異。然而，通過交叉變異分析，我們至少可以減低這些互不相容的解釋導致誤解。」

研究結果含意

顧朝陽教授表示：「我們的研究支持了『部分私有化不能完全彌補中國政府病態』的理論。人力資源決定是讓政府能夠透過『有形之手』進行干預的渠道之一。」

經過近三十年來中國政府所促成的重大經濟增長，政府主導增長的不利因素已開始引起關注。近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經濟增長型績效考核制度的問題，並正在作出轉變，對地方官員改用更為平衡的記分卡型表現考核。雖然這種變化減輕了在官員考核中對GDP的過度重視，但就業率等社會穩定問題，在考核中卻更加舉足輕重。

顧教授指出：「政治力量對國企人力就業決策的影響，在未來可能會持續下去。」

參考資料：
Gu, Zhaoyang and Tang, Song and Wu, Donghu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Cos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hina (September 10, 201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78653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786533

英文原稿刊登於中大商學院「中國經商智慧」網站，請按此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