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冀引領減塑新浪潮　引進「額外性」戳破漂綠假象

廢塑膠回收複雜難建循環經濟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商學院決策、營運與科技學系系主任周翔教授指出，塑膠為化學聚合物，種類繁多，令回收極為複雜困難；加上塑膠是石油副產品，供應充裕，原生塑膠的價格大多比再生塑膠更便宜，導致全球各地的塑膠回收業一直難以建立可持續的營運生態系統，亦令大量塑膠產品至今仍採用線型經濟，使用後未經處理遭直接丟棄。據聯合國的報告顯示，自上世紀中期塑膠被廣泛應用至2017年以來，全球共產生了 80 億公噸塑膠垃圾，而被回收的塑膠卻不足一成，絕大部分仍然殘流於堆填區或流進海洋。

此外，部份發達國家更輾轉將廢塑料出口至發展中國家，令塑膠成為「廢物殖民主義」現象中最常見的廢料之一。這些低收入國家欠缺足夠設施和技術處理如此龐大數量的洋垃圾，最終只能直接焚燒、堆填或棄於海上。根據一項海洋垃圾研究，東南亞已成為世界上海洋塑膠廢物的最大來源。2021 年，全球海洋塑膠污染的十大來源國，有六個位於東南亞，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緬甸、越南和泰國，產量佔全球總量的一半以上。這些廢塑料隨海飄浮，繼而分解成微塑膠進入食物鏈，危及人類健康以至環球生態。

全球各地的塑膠回收業難以建立可持續的營運生態系統，令大量塑膠產品至今仍採用線型經濟，使用後未經處理遭直接丟棄

區塊鏈商業模式應對廢塑問題

面對此等環境威脅的同時，不少環保企業看準發展新商業模式的契機，包括總部設於加拿大的社會企業Plastic Bank。他們開發了一個流動應用程式，利用區塊鏈技術，將發展中國家的塑膠收集者與處理廢料的商戶對接，並追縱再生塑膠的源頭。回收者可根據收集到的塑膠得到獎賞，用以兌換白米、食油、肥皂等日用品，甚至繳付學費。

周教授及他的博士生於2021年與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合作，撰寫題為《海洋塑膠回收業中的創新商業模式》的研究，探討Plastic Bank、rePurpose Global、#tide等公司的創新商業模式如何同時滿足環境、社會和經濟三大需求。研究焦點在於兩種綠色產品：「塑膠補償」和「責任塑膠」。

「塑膠補償」概念類似碳補償，即透過向回收和環保計劃提供財政資助，購買「塑膠權」，以補償民眾或企業無法避免產生的廢塑膠。而「責任塑膠」則指經認證以符合道德方式採購和分類的廢塑膠，其成本比一般廢塑膠為高，但有些大企業為了減低其生態足跡及提升品牌形象，會採用「責任塑膠」取代原生塑膠作為產品或包裝原料。

周翔教授的研究發現，當企業僅單獨出售「塑膠補償」或「責任塑膠」時，其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以至盈利能力，取決於它們的市場規模，而這個市場規模乃受社會環保意識和政府監管所影響；但若企業同時售賣兩種產品，總體回收塑膠數量和企業利潤均會因協同效應而顯著增加。如果在環保意識較高的地區，這種業務模式對提升回收量和利潤更為明顯。

周教授指，透過建立一個健全的塑膠回收生態系統，這類社會企業能完成三重使命——增加廢塑膠回收量、提升發展中國家回收者的生活水平，並協助企業達至盈利。

周翔教授指，企業同時出售「塑膠補償」和「責任塑膠」，社會總體回收塑膠數量和企業利潤均會因協同效應而顯著增加

以「額外性」建構信任推動真減塑

信任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周教授察覺到投資者在評鑑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表現時，比以往抱有更高的懷疑態度。這情況部分源於商界已提倡ESG多年仍未見具體成效，加上企業「漂綠」情況日漸浮面，打擊公眾及投資者信心。

因此，「額外性」概念便應運而生。「額外性」也是源於碳補償，用以評估目前的可持續發展工作，有否提供全新或額外的內涵，從而創造原本不存在的環保效益。以碳補償中的「額外性」為例，一項英國研究指出，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所支持的一項印度風力發電廠計劃， 1350 台風力發電機中，估計有 52% 不需依賴出售碳權的收入也一樣能建成，說明這項計劃的「額外性」不足。

周教授相信「額外性」概念同樣適用於塑膠補償市場，企業必須證明所收集或回收的塑膠，在沒有相關項目的情況下，是不能被處理的，以防止企業濫用塑膠補償市場作為漂綠手段。購買塑膠權的企業必須確保其抵銷項目能提供真確、可衡量及可審核的環境利益，以令其減塑聲明切實可信。這不但能建立公眾對塑膠補償市場的信任，更能彰顯商界牽頭減塑的決心，喚起公眾關注，以行動激發行動。

周教授的研究揭示，引入「額外性」會增加企業成本，因此企業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可能會減低。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為「額外性」是發展可信塑膠補償市場的根基：「企業要在新時代的營運模式裡著重額外性，就要不斷優化生產的驅動力。循環再造或者綠色項目都要具備市場化概念，不單強調可追蹤和可核算，更要產生更多正面影響，創造價值。」同時出售「塑膠補償」或「責任塑膠」能抵消引入「額外性」的負面影響，這進一步證明混合模式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