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情緒如何使人行善
一項新研究發現，行政總裁的情緒特質對其公司是否採納實踐機構社會責任的舉措具明顯影響
當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芬克（Larry Fink）宣佈，該公司將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其投資策略的核心標準時，曾在美國企業界轟動一時。
他於2020年致企業行政總裁的年度信函中承諾進行徹底的變革，包括退出對煤炭生產的投資，及要求所有客戶公司在年底前公佈有關其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報告。
在隨後的採訪中，芬克表示：「這是我寫過最艱難的一封信。我的確覺得，愈寫愈感到激動 — 當我寫到我們需要採取甚麼行動，更重要的是，當我回顧從事金融業的四十多年，我清楚意識到，相比過去我們曾應對過的多個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實質改變會更持久、更龐大。」
行政總裁（CEO） 對於一家公司實踐機構社會責任（CSR）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學界多年來一直有進行研究，分析促使CEO推行機構社會責任倡議背後的決策過程。
迄今為止，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決策過程中理性研判、深思熟慮的方面，惟現今許多頂尖心理學家傾向以雙重過程理論來解釋人如何作出決定，此理論認為情感與理智兩種機制並行運作，塑造人的思維。
因此，一班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及合作院校的學者，就CEO情緒特徵對其公司實踐機構社會責任的意願之影響進行了研究。擁有正向情緒的CEO會比心境和情緒較為負面的CEO 更有可能推行機構社會責任的相關措施嗎？
該項研究題為《 CEO 的情緒重要嗎？CEO情感與機構社會責任》，由中大商學院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林婭、教授楊海濱，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趙華中、南開大學副教授王琳琳，以及天津大學副教授蔣琬聯合進行。
研究人員把CEO情感（Affectivity）定義為CEO相對固定且深層的情緒傾向，並將之分為兩個相反的方面：正向情感及負面情感。
林教授說： 「我們的研究顯示，擁有正向情感的CEO較可能實踐機構社會責任；擁有負面情感的CEO的可能性則較小。」
「當CEO就機構社會責任作出決策時，他們需要意識到其自身的情緒或會左右他們的決定，」林教授補充道。「換言之，他們需要把自身情緒對決策的主觀影響降至最低，並更為客觀地看待機構社會責任。」
正向情緒的改造力
是次研究運用了心理學家Barbara Fredrickson在上世紀90年代末發展出來的擴展與建構理論（Broaden-and-Build Theory）。該理論是正向心理學的一部分，它假定正向情感會擴展一個人的注意力，使其更願意開放自己、接納各種事物，在解決問題時便能更靈活；而負面情感則會縮窄並限制注意力。
「我們的研究是率先揭示CEO情感與機構社會責任之間有趣關係的研究之一，」林教授指出。「它亦是首批利用『擴展與構建理論』來審視企業表現的研究之一，加強了研究機構社會責任的微觀基礎。」
擁有高度正向情感的CEO對觀察他人的行為更感興趣。這使他們對多方持份者在各自處境中的存在和訴求有較清晰的認知，並使他們能夠滿足這些持份者的需求。
「此外，他們往往會接納更多不同的社會族群，對『內團體』的定義亦較為廣泛。所以他們很可能會履行更多機構社會責任，因為他們的社會圈子中包含了更多的持份者，」林教授道。
反之，擴展與建構理論提出，負面情感會使人們的思想及行動變得狹隘。研究人員推論，情感高度負面的CEO更可能退縮至一個自我保護的姿態，只關心機構自身的目標，較少顧及持份者的利益。研究人員因而假定，負面情感與企業實踐機構社會責任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
是次研究翻查了2001年至2013年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股公司的機構社會責任數據，並將之與一系列行政人員、企業及金融資料庫（包括Mergent Online、ExecuComp和BoardEx）中，有關CEO 情感的指標進行比較。最終樣本由2,934個CEO 年觀察值組成。
研究人員通過分析CEO致股東的年度信函來衡量CEO的正向及負面情感，此信函每年由CEO撰寫，一般包含在企業的年度報告內。他們利用「語文探索與字詞計算」（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軟件進行分析，確定每封信函內所用到的正面和負面字詞所佔之百分比。
除此以外，研究人員亦利用了投資研究公司Kinder, Lydenberg, Domini & Co. 的數據。該數據把公司的機構社會責任活動分為社區、多樣性、勞工關係、環境、人權及產品質量評級六個方面，這每個方面都有不同類別的機構社會責任強項及關注事項（弱項）。
「由於我們關心的是企業在機構社會責任方面的貢獻，因此我們根據『強項』類別建立了一種衡量機構社會責任的加權指標，」林教授解釋道。「我們將每個公司年度機構社會責任六個方面的所有強項得分，除以這些強項最高分數之總和，然後，我們把按權重調整後的強項得分加起來，得出企業實踐機構社會責任的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CEO的正向情感與機構社會責任的實踐呈正相關，CEO負面情感則與之呈負相關。具體而言， CEO 正向情感水平的提升，會使機構社會責任的實踐增加7.4%。相反地，CEO的負面情感水平上升會導致機構社會責任的實踐減少7.8%。
社會資本的影響
研究另探討了CEO 情感與其公司的機構社會責任實踐之間的關係，會否因CEO 擁有的社會資本的多寡，得到加強或被削弱。社會資本是指CEO在教育、事業、專業協會及俱樂部等領域建立的社會網絡數量，有關資料來自擁有全球逾100萬位商業領袖詳盡檔案的BoardEx公司。
「我們提出，CEO的社會資本可提供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源，令CEO正向情感所帶來的擴大效應持續擴展，並幫助導引豐富的CEO社會資本，用於滿足持份者的各種需求，」林教授表示。「以此類推，我們認為CEO的社會資本亦可緩解因其負面情感造成對持分者需求關注不足的情況。」
研究證實CEO的社會資本能調節CEO情感對實踐機構社會責任的影響。社會資本龐大時，CEO的正向情感與機構社會責任存在明顯的正相關；社會資本較低時，CEO正向情感的影響會變得無足輕重。另一方面，充裕的社會資本使CEO負面情感對機構社會責任產生的影響弱化至微不足道；而當社會資本匱乏時，CEO負面情感與機構社會責任的實踐之間，則會出現強烈的負相關。
有關結果經一系列實驗控制措施測試，表現具穩健性。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CEO社會資本能加強CEO正向情感對機構社會責任實踐的影響，並降低負面情感的影響，」林教授道。「由此，研究揭示了重要的邊界條件，有助理解擴展與建構理論如何應用於CEO 情感與機構社會責任的關係中。」
林教授指出，是次研究為CEO帶來重要的啟示。此外，若持份者或董事會要強調機構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他們可物色具有較多正向情感的CEO ，因為這些CEO 更傾向於實踐機構社會責任。再者，有較強大社會網絡的CEO 能與不同持份者建立聯繫，並透過屨行機構社會責任，滿足持份者的需求。
「總括而言，擁有正向情感和豐實社會資本的CEO ，會更願意推行實踐機構社會責任的活動。」